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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执纪背景下的法官责任制转向



作者:btfy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1053 更新时间:2017-3-22 10:34:25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战略高度审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党同志要深刻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坚决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

与上述指导思想相适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同志在福建调研时指出,要运用好监督执纪的“四种形态”,即党内关系要正常化,批评和自我批评要经常开展,让咬耳扯袖、红脸出汗成为常态,党纪轻处分和组织调整要成为大多数,重处分、重大职务调整成为少数,而严重违纪涉嫌立案审查的只能是极极少数。王岐山同志的这一重要论述,为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供了基本遵循。要切实将监督执纪“四种形态”落到实处,就要立根固本,筑牢思想防线,将“不敢腐”、“不能腐”升华为“不想腐”;就要严肃党内政治生活,让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党建法宝真正发挥作用;就要把关口前移、抓早抓小,避免“养痈遗患”,无数案例表明,只有在法律红线之前架起纪律底线,才能防止党员干部从“破纪”走向“破法”,防病于未萌、治病于初起;就要织密监督网,加快推进巡视全覆盖,坚持常规巡视和专项巡视双管齐下,形成威慑,同时,要运用“互联网+”的理念,建立党员干部日常监督管理平台,为监督装上“顺风耳”“千里眼”。

以此为基础,在司法改革视域下,如何实现入额法官的责任制转向,使监督执纪在法官群体中落在实处,是有必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作者认为,应当将错案追究和法官责任豁免规则并入法官惩戒制度,并保障法官依法享有职务行为豁免权,不因无过失与轻微过失导致的“错案”而被追究责任。 

在追责事由方面,应当从实体性归因标准向程序性或行为性归因标准转向。从程序法理的角度讲,许多案件审理的实体结果往往难以顾全所有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和情感,相比之下,审理程序的公正性标准较为客观。因此,法官责任追究制度应当加大对程序公正的重要性认识和在追责事由中的分量。从职业伦理的角度讲,法官行为对于维护司法的公正形象至关重要。当前的错案追究制度着力于追究因法官的主观过错而产生的冤案,而如何认定法官在某些案件中具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是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为了避免认定法官的主观过错所出现的尴尬,可以强调以对法官外在行为的认定为标准来确定追究法官责任的范围。

在追责程序方面,实现从依循行政逻辑向遵循司法逻辑的转向。从追究主体的角度上讲,一些试点省份已经在各省高院设立了法官惩戒委员会,吸收司法人员和社会各界人士参加,对基层和中级法院以及本院相关错案按照正当程序对法官启动惩戒程序,如被追责的法官不服法官惩戒委员会的决定,可向其所在高院提出复议或向最高院提起申诉。追责程序实行“不告不理”原则,针对群众检举、控告人民法院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违纪的问题由各级法院的上级法院监察部门负责调查和起诉,由各省法官惩戒委员会核实后进行裁断。

在对法官的处分措施方面,可以在《人民法院工作人员处分条例》规定的处分种类的基础上进行适当地扩充和细化,从而形成一个梯度分明、衔接自然、内容合理的处分体系。基于我国法官队伍的现状,可考虑暂时保留法院内部监察部门采取“警告”处分的权力,适当增加处分的类型,如公开谴责、罚款、暂停履行职务、建议主动辞职等,并短期淡化、最终废除行政化色彩较浓的记过、记大过、降级等处分。

内容录入:    责任编辑:btf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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